節錄: 當中醫遇上西醫 (區結成博士書)

節錄: 當中醫遇上西醫 (區結成博士書)

在中醫學史上。《內經》的地位崇高，主要是由於它為後世提供了理論的框架。臨床的病狀描述很快便被後人更精細的觀察超越，但理論部分卻可以讓後人批注，發揮，甚或重新詮釋與擴充，不會輕易被根本否定。但即使是理論。也並不一定是玄虛的思辨，例如《素問、調經論》說”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在臨床是實有所指的。

一般的說法是《內經》建立了中醫學的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等基礎理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則確立中醫學的”辨證施治”基本思維方式。(史蘭華《中國傳統醫學史》.第50頁)。(內經》之後，後世醫家即使有很大貢獻，他們的著作也不會被尊稱為”經”，最多只能是”論”，即使是《傷寒雜病論》這樣重要的經典，也不能上升到與《內經》平起平坐的最高地位。後世醫家只可以建立「家」,「派」(如金元四大家、清代的溫病學派)，而不能成為宗師。

中國醫學史裡面，後來者是否真的不可以逾越古人，筆者以為起碼在兩個範圍—本草藥物學和針灸學—古代經典的崇高地位似乎並非絕對的。例如.，《神農本草經》固然是古代經典。但明朝李時珍(1518-1593)的《本草綱目》，在今天看來更是無可異議的本草經典。另一方面，雖然《內經》載有針灸學的經絡瑜穴理論雛形，但後出的皇甫謐(215-282
)的《針灸甲乙經》才是具實質意義的針灸學經典；而宋代王惟一奉敕命撰作‧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並鑄銅人以供教學考試。亦應視為經典。

除主流著作以外，亦可注意民間醫術經驗的巨大潛能，明代”人痘接種術”是重要的醫術.它來自民間，與《內經》等古典傳統無關。而草本藥物的知識，亦多從經驗實踐而來，並不一定依附陰陽五行哲學。例如，晉代道士葛洪(約3至4世紀)的《肘後卒救方》。以常山治瘧疾、麻黃治哮喘，也沒有依照《內經》的思維，以驗方為主的醫學，.在中國醫學史上地位常被低貶。葛洪的名字甚至不列入一些正統的中醫學史著作。


近代醫家說五行

1980年前後.中醫學界興起一股思潮，卻是把五行學說提升到一個繁複的(sophisticated)新高度。這便是前面已提及過的系統論(System
Theory)和控制論(Cybernetics)觀點。

依任應秋說，這是哲學學者劉長林在旁聽了他講《內經》中醫學的課程之後，在1978至1980年間首先提出的。

劉長林不是中醫.在中醫之中，以系統論和控制論理解中醫學的文章中。祝世訥之(中醫學的系統方法)與孟慶雲之(祖國醫學辨證施治中的控制藝術》兩篇文章可作範例。後來的論述很少能超過它們的範圍與水平。

孟慶雲以生動的臨床例子說明中醫學與控制論是怎樣相通的：生物週期控制、反饋調節、最優控制、模糊控制等原理，在中醫學都有原理相近的例子。例如在《傷寒論》陽明病，診斷懷疑是「燥糞」(便結阻塞)但不能確定時，先以小承氣湯試治，如病人有初步反應「轉矢氣』
( flatus
)，才進一步用較強的大承氣湯，這是反饋調節方法(feedback)。《素問、天元紀大論》也有相近的思路:『五行之治，各有太過(excess)不及
(deficiency)也。故其治也，有余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余從之。”

祝世訥則以系統論說明中醫學的特點:
1. 「整體觀」指導下的全身調節：認為可與現代醫學的穩態學說homeostasis
theory、應激學說(stress-response theory)、免疫學說
(immunology)相通。特別強調疾病的「全身性」是它們的共通處。
2.
「聯繫觀」指導下的矛盾調節：把人體理解為宇宙自然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扶正祛邪、調整陰陽。中醫學的「八綱辮證」、「臟腑辮證」等診斷方法，都強調各要素(臟與臟、臟與象等)間的相互關係調節。
3.
「動態觀」指導下的自我調節：視人體為動態的開放系統。中醫學防治疾病，多從增強人體的自我調節能力入手，例如健脾益氣、滋腎瀉火等治則。

祝世訥，孟慶雲等學者的思路:、.都是宏觀地.整體地以「大理論」(系統論，控制論等)從最根本處試圖為五行學說建立現代的可信性。

另一種以現代科學支持中醫陰陽五行學說的思路，則是微觀的。這些學者以現代生理學和生物化學知識印證《內經》的學說。陳華的《中醫的科學原理》、香港中文大學梁頌名、榮向路、江潤祥著作的《中醫臟腑概說》是良好的示範。他們在現代生物科學世界努力擷取豐富的素材，努力印證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

這些努力不無啟發性，例如說，現代生理學發現，腎臟的功能不單是排泄，也參與鈣質吸收和代謝(通過對維生素D3的活化功能)，而鈣質吸收與維生素D3對骨骼代謝至為重要。這可以為中醫學”腎主骨”的配對提供現代解釋。

然而。在微觀世界印證陰陽五行學卻有兩個陷阱：
一是太過容易寬鬆地聯想類比和自我合理化。生物化學的世界包羅萬有，裡邊有近乎無窮的微觀素材可供借取。要刻意尋找選用近似中醫學說的地方，總會言之成理。在某些地方，古人認識上有明顯錯誤，例如說”膽主決斷”，但仍然可以用現代知識素材勉為其難作解釋。

另一個陷阱是，為追求完備、無所不包，過度把五行為本的中醫學完美化。曹培琳《陰陽五行運氣八卦及其在中醫學中的應用》第二、三章以近100頁的篇幅，網羅所有五臟生理和病理，五行生剋乘侮關係，建構成精密完美的現代臨床上五行的應用系統。理論太精密圓滿時。五行學說反而失卻了本來的簡捷、靈活面貌。其初，五行學說是要以簡馭繁，現在卻成為複雜的體系。

廢棄五行學說的觀點

雖然各方學者竭力為五行學說謀求現代科學的支撐，但在20世紀初掀起的五行學說存廢問題，爭論至今仍未消失。1997年出版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醫學》這樣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圍繞對五行學說的評價及存廢所展開的爭論，仍在繼續進行。”

馬伯英(1943-)是上海醫科大學醫史教研室的創建者，攻醫學史之前從事中西醫臨床工作，曾在劍橋大學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合作研究多年。他的《中國醫學文化史》以現代眼光立論，多見創發。在此書末章，他評析”中醫文化的本質和前途”
有這段嚴厲的話”

“陰陽五行理論不能兩千年不變今後再不變兩千年。應當促使這種危機(筆者按:指廢除的危機)的到來。歷史上曾經有過，例如王清任、徐大椿、吳又可.他們這樣的人物多一些，中醫的革命性飛躍就會到來。”

鄧鐵濤、侯占元在80年代初期曾倡導建設”中醫基礎理論”的現代新學科，包括中醫臟象學、中醫病因病機學等。)在《中醫問題研究》書中，侯占元批評傳統的五行類比思維：

(以)哲學的一般性原理替代醫學問題的解釋，如用精氣的升降出入、陰陽的時立互根、消長轉化、五行的類比取象、生剋乘侮來說明人體生命過程和疾病發生‧‧，…從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可以解釋臨床種種現象，容納不斷出現的新問題，然而”能夠回答一切的方程式(其實，)什麼也回答不了”。

鄧鐵濤(1916-)是廣東名中醫，以治內科多系統疾病和疑難雜症知名。晚年著述近代中醫史。他曾引述一位天文學家痛切之語:「如果不『保守』。中醫早就完蛋了!」(《鄧鐵濤醫集》。第197頁)。他兼具史家與醫家眼光，沒有誰比他更關注傳統中醫學的保存。但他1988年在《廣州中醫學院學報》發表文章，也明確提出：中醫的五行學說並不停留在《內經》時代，它是發展的，生剋制化規律在今天已是『名實不符』，因而主張，五行學說應該正名為『五臟相關學說」，
(鄧鐵濤。同上。第193-195頁)

為什麼要主張把五行學說正名為『五臟相關學說』?
試舉一例說明，張仲景(金匿要略》有一段話常被引用作為說明五臟相關:『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肝症病人常有脾臟的併發症(營養不良、消化吸收失調等)
故此治肝病時，宜預早調理脾臟，在五行順序中，肝對脾有『克』的節制關係：在病變時，肝『乘』脾，出現過度的欺壓，依五行語言，這是所謂『木乘土』。表面看來，五行學說好像以『木乘土』解釋了為什麼肝病會傳於脾，但其實它只是用另一套符號把『肝病傳脾』再說一遍，並不是更深一層或更真實的病理解釋。以五行語言說『木乘土』，不如直接說『肝乘脾』；治則是『疏肝健脾』，這比『抑木扶土』更清楚明白。

中醫『治未病』的思想，在(內經)只是一般性的概念；張仲景『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卻是依具體的臨床心得對病情的並發預見，早為之計。這是以銳利臨床眼光發展了《素向》”聖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的原則，其實西醫臨床也有相類似的治則，預見病情下一步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先作保護或戒備措施(Prophylaxis)。有價值的臨床心得，不須以五行語言包裝.…鄧鐵濤主張五行學說應該正名為『五臟相關學說』，是有深意的，即擺脫了『五行』語言的框框,
反而更客易說清楚中醫學的臟腑理論。

事實上，中醫學者著作現今已經少談五行，多講『臟腑』，這並非換個包裝的文字遊戲而已，研究內臟病理要依靠臨床觀察，而五行的圓滿理論卻是思辨的產物，不受驗証，也不會被實際經驗修訂(不會有『六行』、『七行』)。)
前者是歸納，後者多是演繹，學者梁茂新計算過，遵照五行圖式所列，兩臟的生剋乘侮關係：(例如肝木乘土)可以衍生30個”証”。但臨床實際上重要的兩臟病理互傳的”証”只有11種。表面看，五行的循環圖式有指導與解釋病理的意義，實則不然『生剋』、『乘侮.』四種關係包羅了任何兩臟之間所有邏輯上可能的組合。.無論是哪兩臟;一無論是『相鄰』或『相隔』。‧生理或病理，一定可以在『母子』或『乘侮』兩圖的其中之一找到『理論根據』，難怪侯占元批判五行學說時，特別指出『能夠回答一切的方程式(其實)什麼也回答不了』.

“客觀上、五臟病理傳變的”証”型並不圓滿工整。正因為不圓滿工整，反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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