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22, 2010

亞洲週刊 : AO治港是矛盾「核心」 .胡恩威


AO治港是矛盾「核心」 .胡恩威
香港AO(政務主任)習慣以不變應萬變、只看眼前的做事風格,阻礙了香港的發展。




胡恩威﹕在香港和倫敦修讀建築,香港牛棚書院創辦人,《E+E》雜誌編輯,香港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成員,從事舞台導演、多媒體藝術、空間設計和文化建築評論。



香港特區政府目前的管治特色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差不多所有香港人都會知道,那個答案廣東話就是「唔識乜就管乜」,意思就是「外行領導外行」,不懂環保的管環保,不懂科技的管科技……這個不懂什麼就管什麼的情況正是目前特首曾蔭權的管治風格,也是香港目前深層次矛盾的「核心」成因。政務官只會以行政程序為本,任何政策只有口號沒深度,這其實是政務官(AO,Administrative officier,又稱「政務主任」)治港的必然結果。以環保政策為例,避重就輕,最重要的垃圾分類和廢物回收不去做,只做些門面功夫的膠袋稅。

AO治港其實在回歸前港督彭定康時期形成的,港英時期建立的政務官系統,在彭定康時期以前一直只是負責「執行政策」的工作,政策制定和決定均由倫敦和當時的「特首和行政局」負責。到了彭定康時期,這個分工開始出現改變,彭定康和中方的「對立」狀態,首先把行政局改組,改組後的行政局是政治探熱功能,政治決策權力都收歸於「港督」府內,而政務官系統更成為了彭定康唯一「依靠」的團隊,也引致一些和彭定康不協調的高官跳船。而政務官體系的職能開始改變,彭定康在英國人離任以前,把政策制定權轉移到政務官體系之上。「政務官體系」成為了「實質」的「執政系統」。

九七年董建華上場,以後引發的一系列危機主因正正是權力過分集中在政務官體系所致,政務官本身是一個「行政」能力很強,但學術和政策研究能力、專業知識很低的體系。在五百多位政務官當中,真正有著「學術」和政策研究能力的政務官「幾乎」是零。這些政務官的學術背景和訓練,大都適合「行政秘書」的工作。他們有著極高的行政能力與及公務員專業的忠誠,但三年調任一次的模式,導致他們習慣了只看眼前的做事風格。以前有著「英國」倫敦的政策指導、配合,政務官體系才能有所表現,九七後「英國」消失了,在一國兩制下,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不可以和九七前的英國倫敦政府一樣了,香港政府需要獨立處理「政策」制定的工作。

董建華上場擬訂了一連串的「大計」,這些「大計」後來卻成為「空談」,主要原因是董建華沒有理順「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導致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政務官」的特性其實是一種官僚的特性,官僚的特性是「不要變」,董建華大計需要的正正是要「變」才能成事,體制要變,人事要變,才能有效實施。掌握「實權」的政務官體系,對於董建華的各種大計,心理上已經是抗拒了,因為他們都習慣以不變應萬變。董建華似乎是不明白這一點,他沒有在他有著高民望的時期先處理有政務官系統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也沒有先去改革政務官體系不重視學術和專業知識的招募和升任機制。他以為可以憑著其「個人」的力量化解政府內部的各種矛盾,那個不三不四的局長問責制沒有根本性地把政策制定權科學化、合理化。

很多人把董建華下台歸咎於「反對派」的群眾運動,事實上,把董建華拉下馬並取代他的是「政務官」系統。

曾蔭權上場全面起用政務官系統作為主要問責局長,中央和當時很多香港人認為「政務官」執政將會改善香港政府的管治質素,原來這是一「劑」政治「類固醇」,香港的政治氣氛有著一些「表面上」的「回勇」,但實質上是把香港原本虛弱的政治體質進一步破壞。曾蔭權及其班底以為單靠「搞好」傳媒形象的政治公關術便可把香港管治好。

曾的治港理念和董建華很不一樣,董要大有作為,曾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曾是應付「危機」,而不是為香港「未來」打算,始終是一種「技術」官僚,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們之上是需要有著一個具備學術政策研究能力的政治領導,才能發揮他們的效能,這是中央和港人都應思考的,就是政務官在未來的治港工作扮演什麼角色?

政務官治港風格除了是外行領導外行為本之外,另一個招數就是以分化社會的手段進行管治,每項政策均以利益分配角度出發,功能組別就是在這種概念之下發展出來,整個社會被分化為不同的利益集團,這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典型殖民地管治方式。以分化為管治手段,故此香港的城市規劃完全沒有社區營造的概念,教育只是職業訓練而沒有公民意識培育,經濟政策只有流動性很強、投機性很強的財經地產,而沒有發展社區性和團隊性強的科研和創意產業。

政務官的不要變,本質令他們成為既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而不是透過政府政策維持社會各階層的全面發展。目前港府的招標制度和賣地政策的設計,完全是為超級大財團和大公司而設,中小型公司和組織根本沒有健全空間發展。在政策研究方面,往往只把大量政策研究經費外判給大型國際顧問公司和會計公司,而沒培養政府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也沒培育以香港為基礎的智庫組織,他們以為舉辦一些論壇和傳媒放風飯局,便能夠令「市民參與」,這種膚淺和單向的造法,正正是港府管治能力下降的根本病因。■

wooyanwai@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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