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紫微斗數四化星與占星學關聯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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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最早接觸命理學是在小學時代就開始了，那時候老爸與幾位好友研究紫微斗數頗有心得，於是著手編寫一本紫微斗數基礎書，分送親朋好友。該書手稿展轉流傳甚廣，不料最後某徒子徒孫將之賣給文淵書局出版。至於筆者的八字命理學與占星學，則是自己學習研究，與老爸無關。

紫微斗數、八字命理與占星學，三者之間到底有甚麼關聯性，這是一直存在筆者心中的疑問。從歷史探討，漢朝就有占星學了，八字學是唐朝的時候出現的，紫微斗數則是最晚出現。紫微斗數四化星預測命運禍福的準確性不容置疑，它是附在基本星上出現的特性，筆者一直懷疑是占星學行星運動與本命盤行星所在位置的合沖刑會變化所產生的現象。例如化祿星號稱第一福星，應該就是流年木星走到本命盤的某些特殊位置而來，以此思路推測，化忌星應該就是流年土星運動現象，化權星可對應流年火星運動，化科星則是對應流年水星運動。

從中國古代起，天文學就一直被天子所壟斷，是皇家的禁臠，天文臺也為皇家獨佔，其他任何地方政權或個人都不能建立，否則就是"犯上作亂"的行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犯法。中國歷代天文學機構名稱及主要負責人官名變動沿革如下：

秦 太史令

西漢 太史公 太史令

東漢 太史令

魏晉南北朝 太史局；太史

隋 太史曹 太史監；太史令

唐 太史局 渾天監 渾儀監 太史監 司天臺；太史局令 渾天監 太史監 司天臺監。

宋 司天監 太史局 天文院；司天監 太史局令

遼 司天監；太史令

金 司天臺；提點 司天監

元 司天監 回回司天監 太史院；提點 司天監 太史院史。

明 欽天監；太史令 監正。

清 欽天監；監正。

對於朝廷和帝王來說，為了替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的依據與象徵，建立皇家天學機構決不是一件科學方面的事務，而是政治上的頭等大事之一。另一方面，為了不讓旁人也獲取通天手段，就要對天學施行嚴厲的壟斷措施，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歷代王朝對"私習天文"所頒佈的厲禁。這裡的通天手段──天學，通俗地講就是星占學。中國古代星占學的特色特別強烈，它專以戰爭勝負、年承豐歉、王朝盛衰、帝王安危等軍國大事為占測物件，可以稱為"軍國星占學"(現代稱之為世運占星)。這與預測個人窮通禍福的"生辰星占學"絕然不同。

中國古代天學與皇權的這種特殊關係，決定了它在政治運作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君權天授"、"天命轉移"的觀念在古代中國深入人心，因此每逢改朝換代之際，被認為必有天命的轉移。而天命又是由天象來顯示的（當然要由天學家對此作出闡釋），故一些特殊天象乃至大氣，常被視為改朝換代的徵兆和天命轉向新王朝的證據，鄭重地加以利用。這類事例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勝枚舉。如漢高祖劉邦進入關中時，被說成有"五星聚于東井"以兆示他將成帝業。即使在社會安定時期，異常天象也回被用來鼓動野心家問鼎。比如漢武帝時的淮南王劉安，因大彗星出現，聽信方士之言，以為自己可能有天子之望，遂準備謀反。

當新朝得天下之後，天學家們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任務，即為新朝提供新的曆法。因為在中國古代，奉誰家的正朔，即使用哪一種曆法，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特別是當有多個獨立政權並立時，一個政權用哪個王朝的曆法，就意味著承認該王朝在理論上的統治權。所以當新王朝統一天下時，必然要採用一種新的曆法頒行天下。

在中國古代被賦予星占學意義的天象中，絕大部分都是凶兆──即上天對人間政治黑暗或君王無道的譴責和警告但是要利用天象來歌頌聖明、粉飾太平，天學家們仍然不會束手無策。因為一方面，還有少數吉祥的異常天象以及大量被稱為"祥瑞"的自然現象可資利用；另一方面，將"不吉"的天象解釋成其他意義，或宣稱不吉天象因帝王的德行而消失，同樣可收歌頌升平之效。歷史上這類粉飾太平的事件也很多。利用天學還可以打擊政敵。如北宋郭天信，利用天學使重臣蔡京被黜。

由於將異常天象視為上天對人間政治黑暗、君主失德的譴責和警告，這種觀念在古代中國深入人心，大臣和君主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這一觀念，這就使得臣下可以借用天象來諫勸君主，這樣做有時可以收到比直言批評更好一些的效果。同時，當出現不祥的天象時，君主以己身承擔天譴，被認為是"有德"的表現。而史志中記錄的大量"史傳事驗"，構成在政治上進行道德教化的材料，為統治階級的行為提供某些規範準則。由於古人認為天象對軍事行動有直到意義，因此，異常天象的出現可能影響軍事行動，乃至稱為決定戰爭的勝負重要因數。此外，天學還對古代中國的建築、墓葬和文學都產生過影響。

天象記錄本來是皇家的星占學檔案，而星占學又是專為古代中國政治服務的。在封建專制極權統治的政治運作中，爾虞我詐，黑暗兇險，遂有出於政治目的而偽造天象記錄或謊報天象之事。對古籍中那些不可回推的天象比如客星，我們現在無法得知其是否為古人偽造。但對行星之類可用現代方法回推的天象，我們現在可以知其是否為古人偽造。比如歷史上著名的使得漢丞相翟方進被迫自殺的所謂"熒惑守心"天象，從推算得知，竟然是假的。

古代中國天學中的十二辰與十二次，都是對周天黃赤道帶的十二等分，這與西方的黃道十二宮極為相似。而黃道十二宮之制創始於古代巴比倫。於是欲論古代中外天學交流，不能不涉及十二辰與黃道十二宮的關係。郭沫若曾對此作過深入研究，他從文字、圖形、語義、字源、發音等方面進行比較和考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十二辰本來就是黃道周天的十二宮，是由古代巴比倫傳來的。同時古巴比倫天學中的"三十一標準星系統"與中國的二十八宿體系也有不少相似之處。但近年對雙方的數理天文學內容的研究表明，在現已擁有的證據之下，將巴比倫天文學與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視為兩個獨立起源的體系，比較穩妥。

巴比倫天文學確實曾傳入中國，不過那是隨著佛教東來，這也是第一次大規模的中外天學交流；第二次大規模的中外天學交流則得助於蒙古人的軍事擴張；第三次是隨西方傳教士而來，且影響最大，最終使得中國古代天學被西方天文學所取代，揭開了中國全面向西方學習的序幕。

印度天文學傳入中國，可以上溯到東漢末年。其中佛教僧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漢晉南北朝時期，許多重要的天學家都與印度七曜術發生關係。隋唐兩宋時期，七曜術仍在中國廣泛流傳。直到宋朝滅亡，七曜術才告沉寂。可惜史書中所列的大量七曜術著作，都未能傳世。所幸在漢譯佛經和敦煌卷子中保存了相當數量的有關文獻，使我們得以大致瞭解其主要內容。此外，傳入中國的還有《九執曆》、《符天曆》等。印度天文學家如著名的天竺三家曾供職於唐朝天學機構，其特點是能準確推算交食。印度天學包含有古希臘天文學成分，比如360度圓周劃分、六十進位制計數法、黃道坐標系統等，但並沒有對中國傳統天學產生什麼影響。印度天學之所以風行數百年，主要是因為它提供了中國本土所沒有的生辰星占學，使得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皆可以借助於它來預卜自己的吉凶休咎。並且，它們可能與中國後來盛行的四柱八字算命法有著某種關係。

成吉思汗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在他身後，佔據中國的元朝與歐、亞諸汗國先後並立，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躍。元代中國與伊斯蘭天文學的交流接觸，在忽必烈時代達到高潮，但在此之前，這種交流早已在進行。比如耶律楚材、丘處機等在中亞的天學活動都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反之，伊斯蘭天文學家在中國更為活躍，如劄馬魯丁進獻西域天文儀器七件，並在元上都主持回回天文臺，與大都從事中國傳統天學工作的漢兒司天臺並存。直至明洪武年間，代表伊斯蘭天文學的回回司天監仍與代表中國傳統天學的司天監並存，三十年後才被撤銷，但欽天監中的回回科則一直保持。此外，明朝還組織翻譯了一些伊斯蘭天文學書籍。

明末傳教士西來，傳入西洋曆法。徐光啟等首先學習西法，主持撰成《崇禎曆書》。無奈大廈將傾，新法未及頒行而明亡。滿清入關，任命西人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湯刪改《崇禎曆書》作成《西洋新法曆書》。清政府將其頒行，稱為《時憲曆》。《時憲曆》所用原理和資料全部依照第穀的地心行星體系和他所測定的天文資料。乾隆七年重修《時憲曆》，稱為《癸卯元曆》。它放棄了小輪體系，改用地心系的橢圓運動定律和面積定律，並考慮了視差、蒙氣差的影響。《癸卯元曆》行用至清滅亡。清代所用曆法全源於西方天文學，中國現代知識體系各學科之西化自天文學始。

中國古代天學的特徵是代數方法的使用，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國古代近百部曆法中，所有的推算方法都用文字敘述的形式表達出來。曆法中每一個基本量就是一個具體的資料，每一種推算方法就是把各種基本量代入用文字敘述的代數運算式，進行混合運算後，得到一個匯出量，這個量或是最後結果，或還要進入下一步運算，所以可以推論八字命理與紫微斗數都是從天學衍生出來的代數方法。因天文觀測被官方壟斷，民間只好放棄實際的星象觀測方法來論命了。

八字命理的大運算法是從月柱干支順數或逆數，很明顯就是用占星學本命盤的太陽星座為起始座標，每十年換一個干支就是與本命太陽星座相差30度、60度、90度、120度、180度…，似乎意涵本命太陽星座每十年會更換一個黃道宮位，每一個人的大運干支都會在五十幾歲時走到與本命月柱『天剋地沖』，這似乎表示大運太陽星座與本命太陽星座對沖？例如以筆者而言，太陽星座本是天蠍座，現在年過半百，個性倒像是變成金牛座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