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是一個最為公平的競技場，並以慘烈的方式決定市場競爭的結局

發佈者：GAO HAO，發佈時間：2009-1-6 上午2:38
危機是一個最為公平的競技場，並以慘烈的方式決定市場競爭的結局

2008年是鼠年，這一年可能會被人們永遠記住。最難忘的章節，一定落不下納斯達克前主席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的驚天騙局。

特別可笑的是，麥道夫的侄女是他的合規部門的負責人，而他侄女的丈夫則是前美國證監會律師。不是有人在1997年指控亞洲的「裙帶資本主義」嗎？那麼，麥道夫先生的故事應該算怎樣的資本主義？

前幾天，我收到了一條幽默的短信：「一年前，蘇格蘭皇家銀行併購荷蘭銀行花了1000億美元。今天，同樣的價錢可以買花旗銀行（225億美元）、摩根士丹利（105億美元）、高盛公司（210億美元）、美林公司（123億美元）、德意志銀行（130億美元）、巴克萊銀行（127億美元），還剩下80億美元現金零頭——用這些零頭，你還可以買下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和本田F1車隊。」設想一下，如果麥道夫先生的騙局可以繼續下去，那麼，他用500億美元就可以買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從而能夠控制2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假設到那個時候謎底才被揭穿，結果將是多麼可怕啊！

最近，我在巴厘島一邊度假，一邊閱讀兩本關於金融演進的新書：一本是奈爾·傅格遜（Nial Ferguson）所著的新書《貨幣的興起》（The Ascent of Money）；另一本是Benoit Mandelbrot和Richard Hudson所著的《市場的不當行為》（The Misbehaviour of Markets）。我逐漸領悟到：現在，金融市場上幾乎每個人都變成了達爾文主義者——那就是適者生存。

在過去一年裡，全球金融市場一共損失大約50萬億美元財富（其中，股市損失30萬億美元，房地產市場損失約20萬億美元），這等於全球一年的GDP。這一巨額損失，可以說正是自然或者上帝對人類過分投機行為的嚴厲懲罰。

但是，人類的這些近乎瘋狂的投機行為究竟從何而來呢？麥肯錫公司的咨詢顧問貝哈克（Eric Beinhocker）在他的《財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中給出的一個有意思的解釋是：人類追求財富的過程，和達爾文描述的物種起源與演化的過程極為相似，二者都希望不斷繁衍下去。所謂財富，無非就是SMS，即Sex（性）、Money（金錢）和Status（地位）。

如果我們相信金融危機其實根植於人類基因本性之中，那麼，危機就是對金融系統的清洗——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危機是一個最為公平的競技場，並以慘烈的方式決定市場競爭的結局。

在美國，投資銀行作為獨立的法人實體的形式已經消失，它們已不得不轉型為接受美聯儲監管的銀行控股公司。

同樣，在2007年，西方國家的流行話題，是譴責亞洲和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是多麼不透明和邪惡。轉眼間到了2008年，西方國家的政府反而擁有他們自己金融體系四分之一的資產，尷尬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現在，在金融危機情勢下，一轉眼，似乎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干預主義者。

此次危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國以閃電般的速度處理次貸危機的方法。美聯儲在一年之內就把利息降到接近於零，而當初日本央行花了十年時間才做到這一點。零利率政策會帶來兩種後果：第一，由於貨幣的價格不再是政策工具，就需要更多數量上的干預。看看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膨脹得多麼快，看看美國財政的資金平衡表是如何變化的，就可以洞察其中的演變趨勢。在1989年泡沫破裂之後17年的通貨緊縮中，日本的財政狀況惡化到赤字水平超過GDP的180％。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好消息是大部分債主都是日本自己的國民；壞消息是日本未來的幾代人都帶著「原罪」，償付前幾代人的債務。

第二，如果利率不能用來影響金融市場走勢，那麼，其他金融產品的價格就會遭遇壓力，尤其是外匯市場。在日本的利率無法影響市場之後，日元匯率的確出現了大幅調整。不過，當匯率調整得過高或者過低，政府就會以口頭聲援或直接入市的方式進行干預。

從比較金融史的角度出發，更有助於理解金融市場的動盪。奈爾傅格遜指出，在20世紀初的歐洲，在資產負債表的表外會計準則還沒有廣泛應用之前，許多銀行的自有資本占總資產的比例超過25％。作為對比，現代銀行業資本充足率的最低標準是8％；如果算上表外負債，實際的資本充足率不過4％。這意味著，如果市場波動幅度超過4％，整個銀行體系按照盯市計價方式計算就破產了。

鑒於消費者和銀行將會降低他們的負債水平，2009年顯然是「去槓桿化」的一年。2009年也是牛年，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1997年也正好是牛年。但是，2009年會帶給我們一個牛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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